，可以看透拓跋焘的灵魂。国史案后，拓跋晃责备过高允：“人要懂得见机行事，人不知机，研究学问干什么呀！我替你开脱死罪，引导你说话，怎么不听呢？把至尊气成那样，回想起来，心有余悸。”

高允对太子说：“史官就是要直笔，今之所以观往，后之所以知今，为将来诫。这样，人君才会心生畏忌，做事才会谨慎。崔浩辜负圣恩，私欲盖过廉洁，爱憎掩盖公直，才有此祸。书朝廷起居，言国家得失，这是史官的重要任务，算什么罪过？臣与崔浩同其事，死生荣辱，义无独殊。臣蒙殿下再造之德，违心说假话，那才是不应该的！”

高允看似木讷，其实洞察世事，心机深沉。他清楚看出，崔浩之罪并不是书写国史失当，而是平时为官过于贪婪，对鲜卑贵族和汉人豪强的爱憎过于分明，对己不能廉洁自律，对人不能一视同仁，这样就让人怨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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